02 印度自主品牌智能手機的悲劇

談到這里，我們就必須提到一個頗有戲劇性的反面案例——印度的智能手機產業(yè)。

2010年前后，正是智能移動設備誕生，催生移動互聯網革命的前夕。在當時，隨著全球化紅利來到印度，這個國家正進入數十年來最景氣的一段時期。

各種中低端制造業(yè)產業(yè)來到印度扎根，為當地人民帶來大量就業(yè)崗位。穩(wěn)定的薪酬，也推動當地人民生活質量的逐步提升。與此同時，印度政府也在那段時期竭盡所能為其基礎設施進行“補課”。

▲ 盡管鬧哄哄一片，但進入21世紀第一個十年尾聲，印度終究是進入了高速發(fā)展期

隨著3G和4G網絡的開通，諸多村子開始通上電，印度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得以趕在這個末班車與移動互聯網革命相結合，迅速推動智能移動設備需求的井噴。

當時，四個印度本土品牌：Micromax、Intex、Lava，以及Karbonn，在2007～2008年間，憑借來自美國財團的風險投資，進軍智能手機市場，發(fā)展印度本土品牌。

但四大品牌當時有著一個強勁的對手——三星。

三星集團的業(yè)務，遍及電子設備領域，甚至囊括全球屈指可數的芯片代工業(yè)務。這些先天性的優(yōu)勢，使得三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全球唯一的產品覆蓋高、中、低全線的智能手機品牌。而印度市場，也曾長期為其所把持。

為了擊破三星的優(yōu)勢，那些印度品牌走上了一條極端的道路，進口貼牌。

利用全球化帶來的便利，印度手機企業(yè)不再苦心鉆研設計，勞神費力整合系統，選擇以委托的方式，向海外尋求智能手機解決方案。當海外合作方根據其要求完成設計后，再交由海外代工廠生產，最后以整機方式進口至印度，貼上自己的品牌。

低質，同時極端的低價，成為了印度品牌從三星手中奪回市場的法寶。從2011年到2014年，通過上述手段，四大品牌基本完成了對印度中低端市場的占領。其專司各類極端低配置的印度特色機型，面向十億印度底層民眾中的識字群體，并且居然闖出了一片天地。

必須要承認的是，當時這些策略是行之有效的，以至于那幾年成為了印度本土品牌的黃金時代。而華爾街的投資人，也從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以至于一度將這四家企業(yè)稱之為“MILK”（各取首字母）。

然而低質低價，卻不代表著好用。

▲ 山寨、低配和低價，是印度本土手機品牌身上無法抹除的標簽

相比當時各類主流規(guī)格，印度品牌手機的配置，往往要低上差不多兩代。例如在視網膜屏和800萬像素攝像頭已經大行其道的2012年，這些品牌的主推型號仍以640×480屏幕，以及120萬像素攝像頭為主。

“內卷”是近年來國內網絡比較熱門的詞匯，但所有國內真實發(fā)生過的“內卷”比之當年印度手機的怪象，怕都是不夠看的。然而，事情終究漸漸就起了變化。

2014年，通過大搞印度教民族主義，人民黨革新了印度政治，其領導人莫迪，成為了印度新任總理。

上臺之初的莫迪信心滿滿，試圖有一番大的作為，并且將目光放在了通訊電子產業(yè)之上，希望夯實印度在這個領域內的能力。畢竟，按照四大品牌這搞法，印度本土手機產業(yè)只怕不是能不能發(fā)展起來，而是會不會被搞死的問題。

然而，三星作為盤踞在廳堂里的狼，確實也是個難以解決的對手。

于是莫迪政府打算來個“驅虎吞狼”。為此，他們決定照搬中國的某些政策，以印度這個全球最后一片巨型單一市場的準入資格，在放中國品牌進來趕走三星的同時，也設法闖出一條印度版的“市場換技術”之路。

在那段時間，印度新政府四處派出招商代表，成批前來中國招商引資。華為、小米、中興、Oppo／Vivo等品牌，最后均在印度政府的邀請之列中。

對于印度的邀請，中國企業(yè)自然欣然接受。因為在當時，國內持續(xù)數年的智能機需求潮正在漸漸褪去，一個顯而易見的天花板已近在眼前。急于尋求新增長的中國企業(yè)，又如何會錯過這個機會？

面對印度市場，中國企業(yè)用來敲門的王牌，便是所謂的“千元機”。

▲ “千元機”在印度市場有著無與倫比的競爭力

售價不超過1000元人民幣，甚至可以更低一些。在保證基本利潤的同時，盡量選擇高規(guī)格的部件。實際上，中國企業(yè)并不需要專門開發(fā)這類手機，各家都是有這樣的產品線的。例如小米旗下的初代“紅米”。

在當時，中國本土已經有著非常強大的手機上游產業(yè)鏈。從屏幕到各種傳感器，除去少數芯片外，基本上全都能夠本土解決，從而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時，產品的性能也相對較高。

于是中國產智能機，迅速以低價高質，在印度引起陣陣風潮。曾經憑借產業(yè)鏈優(yōu)勢牢牢占據市場的三星，迅速開始不支。

但遭殃的不止三星，還有Micromax等印度品牌。

長期的惡性市場競爭，使其基本喪失了“正攻”的能力。而設計、制造等基本外包，靠低價低質打天下的這種邪招，遇到了同樣能打出低價王牌，但質量又遠比其優(yōu)越的對手時，結局自然毫無懸念可言。

2017年，三星的市場份額降至24％。緊隨其后的是小米、Vivo和Oppo。這三個中國品牌總計占據了37％的市場份額。而原本一度銷量占據印度市場30％的Micromax，僅僅分到了5％。

至2018年，Micromax在印度市場的占有率更是降到了3％，這還是四大品牌中當年占有率最高的一家。此外，三星也交出了其市場占有率第一的寶座，被占比28％的小米一舉趕超。

至此，無論將此前的一切視為海市蜃樓，還是本土品牌的最后一搏，真正意義上的印度智能手機品牌，實際上已經退出了舞臺。

莫迪政府“市場換技術”的大結局，便是本土手機品牌的終結。至此之后，整個印度市場，成為了中國品牌和韓國三星角逐的天下。

▲ 莫迪可謂老謀深算，但很多事并不是他有生之年能夠扭轉的

也許有人認為，類似Micromax之流，都搞起了進口貼牌低價低質的邪招。這樣的品牌，對這個市場本身幾乎沒有正向價值，可謂死不足惜。莫迪期待的是真正意義上的“Made in India”。

2019年3月，小米印度總經理馬努·杰恩（Manu Jain）曾在微博上發(fā)文宣布：我們與偉創(chuàng)力（flextronics）合作，在印度正式開設了一個新的工廠。

這是小米在印度建設的第7座工廠。所有這些工廠生產的手機，都能夠堂而皇之地貼上Made in India標簽。

▲ 在河南富士康組裝的蘋果，零部件主要來自中國；在印度組裝的小米，零部件主要來自中國

然而，對于整個智能手機產業(yè)鏈而言，印度仍舊宛如一片“白地”。

屏幕、電池、主板、芯片、攝像頭模組，每一臺智能手機需要的所有核心部件，全都需要仰賴于全球供應鏈的轉運。

在印度，手機廠干的，還真就只是組裝而已——將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國）運來的部件裝到一起，然后敲上個Made in India，以滿足印度政府的“本土化”。時至今日依舊如此……

你還能管這叫“市場換技術”嗎？

中國發(fā)展高鐵，走技術引進路線，是因為中國原本就在相關領域研發(fā)。在引進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高鐵技術之前，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DJJ2“中華之星”電力動車組雖然拉跨，但那也是和龐巴迪、川崎重工、西門子、阿爾斯通等業(yè)界巨頭相比。

▲ 學習如何造得更好，與學習如何去造，不是一碼事

同樣地，2012年以后，本土智能手機品牌崛起的背后支撐，是2010年前后已經全線鋪開的中國電子裝備制造業(yè)。

相同的道理，一樣適用于中國本土汽車品牌。只不過對于汽車這種較為特殊的商品，其品牌形象往往蘊含著出行工具之外的意味，遠不是手機之流能夠比擬的。

就在幾年前，國內汽車產業(yè)曾充斥著嚴重的焦慮感。自2018年開始的總銷售量持續(xù)下滑，以及自主燃油車品牌上攻的乏力，使得輿論充斥著對當初“市場換技術”策略的質疑之聲。

但各類基于焦慮感的表達，終究是有失公允的。中國汽車產業(yè)的進步、自主品牌的進步，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盡管在上一個時代中，品牌價值的百年積累，可能是任何一個新玩家都無法輕易破解的困局。

好在，時代變了。

       原文標題 : 談贏，中國還為時尚早｜技術換市場